尹秀珍粤有钱配资，《行思》，2018/2024年，鞋子、织物，尺寸可变，“中国制造007：行思”展览现场，2018年，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家及佩斯画廊供图。
记忆像一场无声的迁徙，当旧衣物被火焰加持成瓷，或被水泥凝固成时间的建筑材料时，我总觉得它们是在完成一次生命的转译。那些衣服的不同样式和沾满人们经历的褶皱，看似在高温中化为灰烬，却以另一种形态复活着，犹如体温的拓片。其物理形态的消解恰恰释放了记忆的精神重量成为“缺席的在场”。
最初意识到衣物的力量，是在童年看母亲缝补全家人的旧衣时。补丁也要补出美感的衣服，从姐姐传到我。每块补丁的针脚里都住着不眠夜的灯光以及妈妈在灯下缝补的身影。我刚开始用衣服创作时用的是我自己的衣服，那是我的经历，也有着集体的记忆和时代的印痕。后来收集不同人穿过的衣服进行创作，就像在收集散落人间的皮肤日记：我把衣服看作是人的“第二张皮”，既是身体最私密的包裹层，也是社会关系与时代语境的显影剂。通过收集、重组带有不同经历痕迹的衣服，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被转化为集体记忆的考古切片。当个人的经历被汇聚成由众多不同个体经历而形成的艺术作品时，衣物的功能性被剥离，其承载的个体经验反而在并置中显现出时代经纬的交织，每件带着体温和经历密码的衣服，都是个体与集体、记忆与失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微观现场。
我小时候生存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那时的补丁以及做新衣服，记录了母亲们用碎布头和力所能及的努力拼出的生存诗意。不同年代的衣物材质、样式与修补方式，如实记录着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人在不同的时代对于衣服的感知是不同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物质的丰富，标准化生产，快时尚符号，以及消费主义对生活方式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出现大量的浪费。Vintage（复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兴起，既有着怀旧审美，又有着对地球资源保护的意愿。
把穿过的衣服烧成瓷器的过程，其实比丢弃它们更耗能——这种矛盾让我清醒：艺术不是环保答案，而是一面镜子。记忆的保存需要消耗能源，如同人类对物质的依恋本身就在制造新的废墟。这种创作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可持续性无法通过技术解决，唯有通过重构物与人的关系，在精神层面抵抗“即弃”逻辑。
我爸爸做的衣箱和我妈妈做给我的衣服是我珍贵的物品之一。“衣箱”是我姐姐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插队”时父亲为她做的。后来这个衣箱在我上大学时一直陪伴着我。“衣服”是我妈妈在每年过年时为我做的。这些是带有家庭情感印记、个人成长经历和时代印痕的物。1995年我把我成长过程中从小到大的穿过的衣服一件件地叠好，缝上，使之不能被打开，摞成一摞，用水泥封存到爸爸做的那个衣箱中，成为了作品《衣箱》，之后被收藏家希克收藏并捐献给了香港的M+艺术博物馆。爸爸妈妈非常高兴，这珍贵的物以艺术的方式保存起来。
撰文：尹秀珍
Fenix博物馆中，550米的双螺旋阶梯从16000平米的百年仓库中盘旋建起
Anne Kremers：Fenix 博物馆坐落在鹿特丹的卡腾德雷赫特（Katendrecht）街区，这里曾是鹿特丹的红灯区，也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唐人街的所在地。博物馆位于一座经改造的百年仓库内，这座仓库建于1923年，曾是当时全球最大规模的储存与转运仓库。19世纪末到20世纪期间，无数人在这里启程，前往美洲寻求新生活，包括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演员约翰尼·魏斯缪勒，以及艺术家威廉·德库宁和马克斯·贝克曼。他们共同塑造了今天的鹿特丹——一座由超过170个不同国籍的人们共同构成的城市。Fenix 就处在这样一个交汇的场所——离别与相遇之地。通过超过100位艺术家的杰出作品、摄影作品、全球公民以及鹿特丹居民的讲述、物件、美食，以及特别策划的活动和项目，我们捕捉多样的视角，分享那些跨越国界的故事。
马岩松：移民粤有钱配资，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国界、语言、文化的差异带来了很多障碍，所以我希望人们可以在自由、理解、尊重中生活。
Fenix选址在欧洲首个唐人街的旧址，可能大家会觉得这对设计有直接影响，但实际上它和中国的关系并没有刻意的设定。这里在一战、二战期间是一个重要的航海港口，曼哈顿就被叫做「小阿姆斯特丹」，就是因为很多荷兰人、欧洲人从这个港口上船，抵达自由女神像，再进入纽约。港口历史上有很多中国船员——中国城往往也出现在靠近港口的位置，博物馆和中国城之间就有了一种间接的联系。鹿特丹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也就有一种天然的、开放的文化氛围。
我参与这个项目时，也没有特别带着一种中国人的身份感去做。我在鹿特丹发现当地的民族故事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大家没有处于一种强调自我、不融入的状态，而是在渐渐融合、互相理解、共同生活，人们在血缘上都已经融合得很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建筑师，与其强调身份，我认为不如思考我能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Anne Kremers：我们的三大开幕展览之一《行李箱迷宫》（The Suitcase Labyrinth），是一座由超过2000个捐赠行李箱组成的沉浸式大型装置。每一个行李箱都象征着生命旅程的某个转折点，这些旅程最终通向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全国发起了行李箱的公开征集，同时也从海外收集到了很多从鹿特丹启程，前往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行李箱。有些行李箱伴随着跨越几代人的迁移故事被传承下来，有些则是去年刚刚使用过的。
其中最古老的一只行李箱可追溯至1898年，由鹿特丹居民Ernst捐赠。这个行李箱属于他的祖母Willemine，1898年，年仅二十岁的Willemine与丈夫结婚后，从荷兰出发前往中国天津，踏上了一段六周之久的航程，开始新的生活。在中国期间，她育有四个孩子，但婚姻关系逐渐恶化。1911年，Willemine决定勇敢地离开丈夫，她打包好行李箱，带着孩子们乘坐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寻求新的开始。在海牙，Willemine成为了妇女权利和选举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她坚韧、独立的生命经历，使这个物件真正鲜活了起来。正是许多这样动人的故事，让我们最终决定，不仅展示行李箱本身，也通过配套的音频导览讲述它们背后主人的故事，让这些记忆得以延续。
马岩松：在Fenix 的项目里，我决定保留老建筑。我觉得看待建筑和看待人有些相似。「人人生来平等」，建筑也是如此，有新老之分，也有好或坏、重要或不重要的区分。但我认为，不应该只因建筑“老”或者“重要”而去尊重它，而是因为它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建筑含有记忆，是故事中重要的一环。
Fenix所在的这个仓库就曾是很多人生活的背景，见证了很多人的故事，自然要被尊重、被保留，但设计同时也需要新的生命。新设计的楼梯结构「龙卷风」，它占的比例很小，相较于老建筑，它像是一个小宝石，足够吸引人，但不会压倒性的占据。新旧建筑的叠加，就像是两个时代的对话，会产生新的故事。
在设计时，我把建筑原来很沉重的混凝土结构给打开了，把屋顶改造成了玻璃顶，有点像阳光房。「龙卷风」由两个螺旋楼梯互相锁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DNA双螺旋的结构。观众可以走一条路线上去，另一条路线下来，中间有几个连接点，可以选择不同路径，在楼梯上移动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别人。这些变化与选择，也象征着移民旅程中的不确定性。在楼梯外部的不锈钢镜面上，人们能从不同角度看到自己运动中的倒影。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让人体验时间流淌的感觉，像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行。
Anne Kremers：我们还在馆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概念：Plein（广场）——一个可以免费进入的室内公共空间粤有钱配资，就像一座室内的城市广场。这里将会作为一个公众策展的平台，让鹿特丹的社区居民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亦能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在这里相聚。
龙荻，《四肢着地，并独自跳舞》，50x70cm，纸上水彩
近百年前，在《自己的房间》这本文集里，伍尔芙说女人要写作，就得有足够的钱和自己的房间。米兰达·裘丽（Miranda July）2024年出版的小说《All Fours》（《四肢着地》）的女主人公依然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个将自己与家庭空间与身份隔绝的地方。
这位不具名的女性创作者算是事业有成颇有名气（但不是家喻户晓的水平），她住在加州，拥有看似美满的家庭，和音乐制作人丈夫育有一个酷儿身份的孩子。但她并不快乐——自己的创作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丈夫不理解创作之于她的重要地位，以及她作为创作者的特质。在家庭空间里，她总感觉局促笨拙，总担心身为母亲的自己做得不够好，而丈夫做每件事都得心应手，都在为自己好伴侣好父亲的角色锦上添花。
四十五岁前的一天，她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一个品牌用到她曾写过的句子作为广告语，支付给她两万美金版权费。她计划花掉这笔钱，开车去纽约过生日。
但公路旅行和纽约五星级酒店的生日派对，远不如一间离家20分钟车程的汽车旅馆的房间有吸引力。在离家不远的小镇，她停下洗车，邂逅了一位30岁的蓝领男子，年轻的男人生得好看健美，热衷 Hip-pop 舞蹈但天赋平平。她决定留在小镇短住，撒谎去了纽约。她甚至花钱让年轻男人蒙在鼓里的老婆设计装修了她的汽车旅馆客房，费用恰是两万美金。这次短暂的邂逅与停留最后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进一步确信了自己婚姻的结束，也更坚定坦白地面对自己的欲望，面对进入更年期前期的自己对生命力和荷尔蒙逝去的恐惧。
有评论说，这是第一部关于更年期前期的小说，也有评论说这是一部精彩的中年危机小说，这两种概括有其相似之处——无论恐惧更年期还是害怕中年之后的下坡路，都是身份危机。小说的主人公身为极度敏感的多媒介创作者也身兼多重身份，她是一个中年女人，是妻子、母亲、女儿、合作者、老板、朋友，是演绎身份危机的最佳载体。裘丽用第一人称，带着黑色幽默的戏谑，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复杂又鲜活的主人公及其周遭世界，这不仅是一部以更年期前期为背景的女性小说，也是一部极富同情心地写出人们各自痛苦与恐惧的小说。
在裘丽之前的小说和电影里，她善于塑造社会边缘人物，而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更具普世性，他们在看似普通平静的生活里绝望着孤独着。更可贵的是，故事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节并没有落入任何俗套的窠臼，不是俗套的成功女艺术家出轨身份地位悬殊的年轻人的戏码。无论年轻的情人还是丈夫，都是丰满的令人尊敬的角色，他们发挥出的主体性不断影响着主人公的自尊和周遭世界的博弈。显然没有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离婚记述来得冷峻悲观（《The Last Supper》， 《Aftermath》），看到了描绘当下感情与婚姻别样的可能性和微温的幽默感。
时间、年龄、女性生命周期是这部小说的明确线索，裘丽笔下对更年期的恐惧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可大可小，有日常习惯的变化，也有更深层次的恐惧。主人公和闺蜜只允许自己每周吃一次垃圾食品以保持生活的灵活与流动性；她早就意识到和丈夫之间爱的强联系早就消逝了，而只有在努力和平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一种让人感到唏嘘的同谋感；她对老年女人的厌恶亦源自对衰老的恐惧，因为奶奶和姨妈均因恐惧变老而自杀的事实时刻与她同在。小说的封面是夕阳光照下的海边悬崖峭壁，指代更年期和中年危机。
小说中重叠交替的亲密关系主线有两种，一个是平淡如水地走着下坡路的夫妻关系，另一个极限拉扯的禁忌之爱以及在拉扯期间蔓生的各种情欲表达与宣泄。无论是描绘看似伉俪情深的相敬如宾的窒息，还是一见钟情情侣间的试探与挑衅，无论是肢体动作还是气味，裘丽描写的身体反应让读者身临其境，读到手心冒汗。小说时刻都在提醒读者，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关系一直在微妙变化——从女主人公最初遇到年轻许多男子的忐忑，到得知年轻男人从小就是自己的崇拜者的得意，再到为了跳舞吸引疏远自己的情人而疯狂健身等等，情欲中的骄傲与卑微戏剧性地坦白展现。
在时间和情欲之外，小说犀利地讨论阶级。和时间和年龄一样，钱和阶级是这部小说的血肉空气，让人物的恐惧和感情不至于悬空。两万美金是故事开始的基础，是主人公随意决定就可奖励自己的生日之旅。但对她年轻的情人来说，这是用来结婚生子的基金。女主人公虽然放弃了纽约之行，为情人暂住小镇一周，也花了两万美金重新布置软装她的汽车旅馆房间。她不亏待自己，让一切变得舒适且符合自己的审美——像巴黎一间酒店的房间，心理上不比纽约的差。而主人公面临的问题也是功成名就的第一世界创作者的问题，在拥有了足够的名气和足够的钱的时候，开始质疑自己生活的真实性，害怕人到中年的身体与精神的衰退，寻找推翻旧生活重获新生的出口。当然讽刺写实的是，主人公从邂逅之初就清醒地知道，她不会跟这个蓝领年轻男人有结果，他只是触发变化的插曲，欲望和绝望的交织驱使她冒险。
这也是一本写给女性创作者的小说。裘丽通过主人公的纠结、挣扎、自嘲向读者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样的婚姻和亲密关系是滋养创作的？这样的关系是否必要？创作之于婚姻家庭赋予女性的多重角色，到底孰轻孰重？拥有了钱和自己的房间之后，还需要家庭吗？伴侣需要多理解自己的创作？伴侣对自己事业的理解和肯定重要吗？这种带着私人感情的肯定可以纳入自我评价体系么？创作者的信念感是来自哪里更有益创作？来自外界还是自身？而这些问题，实际也超越了性别和职业，它问每个人，我们要如何生活，如何老去和死去？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带着坚定传统的家庭观和道德感来阅读这本小说是极不明智的。读者最好放下先入为主的任何观点，带着好奇和处变不惊的心态读这本作品，才会惊喜不断地读出中年危机是一个具体的词汇，是一个开放命题，因为危机给人再造的机会。推翻旧的生活也许并不可怕，这是书中主人公做到的，也是作者本人的生活，因为这本小说人物的设定以及大框架的情节，都暗合了裘丽本人人生在近几年的变化。她用半写真的虚构故事，勇敢坦诚相告，中年推翻了过去的生活，经历了更年期，也不必在废墟上重建旧秩序，只要忠于自己的身体、欲望和恐惧，就是四肢着地实在地活着。
撰文：龙荻
编辑：马儒雅Maya Ma
设计：晓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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